近日，《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写了一篇汪峰的专访，并刊发了头版头条。按说这是好事，但由于双方在文章刊发之后的观点各异，不仅产生了争执，汪峰本人还给记者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对其进行“质问”。

大叔不禁想起了另一个画面：在今年两会，陈道明坐在地板上，和新华社的记者一起改稿子的事。新华社新华视点的微信号推送了这篇题为《记者手记：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亲手改稿》的文章，瞬间就阅读数10万+，并在 圈引起不小的轰动。

作为公关，大叔对此事的看法是：1、PR不可能“控制”媒体，但这貌似是PR追求的目标；2、不想被传出去的话，就闭紧嘴巴。3、“控制”不了的媒体，可以不接受采访。4、事后理论只能让事情越变越糟。5、大叔可能有点马后炮+站着说话不腰疼。6、最后，问一句，为什么陈道明能和新华社记者一起改稿子，汪峰就不行？其实我们都懂。

ps：这是一个固定栏目，大叔帮你搜集那些阅读数10万+，又值得一读的文章。欢迎投稿和爆料。

先看汪峰团队的回应和行动：

行动：汪峰就“涉赌”传闻起诉媒体

记者昨日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获悉，歌手汪峰日前就被指涉赌提起两起名誉诉讼，索赔金额共计400万元。法院已受理此案。

汪峰诉称，上月21日，郁潇亮在上海报业集团主办的《新闻晨报》上发表题为《用慈善为赌博张目是丧尽天良》的文章。文章称，汪峰以参加慈善赛的名义进行赌博，并称汪峰可能误导孩子走上赌桌、误入歧途。此外，文章中还大量使用“一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架势”“丧尽天良”等诋毁性话语。同日，新浪评论在新浪微博及新浪网上转载该文章，多家媒体网站予以转载。

汪峰要求上海报业集团、郁潇亮、新浪公司三被告停止侵权、删除涉诉文章，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索赔精神及经济损失200万元。

汪峰同时起诉的另外一起案件，被告是微博账户“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的博主、娱乐记者韩炳江。新浪微博认证信息显示，韩炳江系南都娱乐周刊主笔、风行工作室创始人。汪峰诉称，上月20日，韩炳江在卓伟的个人新浪微博上分享了“全民星探”发布的题为《(独家)汪峰领证蜜月会友妇唱夫随》文章，并标题为“赌坛先锋”等。该微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汪峰将韩炳江诉至法院，要求其停止侵权、删除涉诉微博，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索赔精神及经济损失200万元。

大叔点评，这两件看似没有直接关系，也可能是偶然，但能够看出汪峰团队可能利用“起诉”这个事在向媒体表达自己“不示弱”的态度。

再看《中国新闻周刊》这位记者的回应：

《给汪峰的一封信》

作者：杨时旸

来源：豆瓣

老汪：

你好。知道你最近在忙着全国巡演，就不给你打电话了。最近终于有时间，和你讲讲前几天那篇报道的事情，不只是给你解答你的那些困惑，也是我自己梳理一下我的想法，顺便聊聊艺人和媒体的关系。

五一前后，我对你做的专访发表。文章标题为《汪峰的成功学》（下文附专访原文），封面标题叫《消费汪峰》。报道一出，你本人以及你的团队纷纷给我打电话，质询我为什么没有给你们看稿子，并且提出稿子不能上网等等要求。

你本人在演出间隙，还特意用 给我打了个电话，跟我聊了半小时，你对我说，“我那么认真接受你采访那么长时间，我发现我又错了。”你说，“我很伤心”。因为职业的缘故，我也接触过不少大牌艺人，但像你这样，抄起手机就给陌生记者亲自打电话质问具体报道的艺人，还是第一个。我突然觉得你真的挺有意思，我这话绝不是贬义。既然你这么性情，我也听得出，你真的很困惑。我今天就认认真真回答你的问题——那天在电话中，你没给我机会回答的问题。我想让你——也让所有艺人能搞清楚，艺人和媒体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慢慢说。

我在稿子的开头写了一句话，“汪峰的紫色劳斯莱斯就停在门口”。你团队的成员问我，“你考虑过艺人的感受吗？艺人是另外一个汽车品牌的代言人。你写了别的牌子，会对他产生经济上的影响。”对不起，老汪，我没考虑过你的感受。我做梦也没考虑过你的感受，你就是拿枪顶着我，我也不会在这方面考虑你的感受的。作为一个媒体记者，我根本没有义务站在你的立场上去踌躇，我描述你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时会不会与你的 代言产生冲突。如果因为这句话给你带来了经济损失，很抱歉。如果你知道那真的会影响到你，你真正该做的就是出门时不开这款车，而不是要求媒体不去写。

第二，你的团队让我把有关于你的各种绯闻、情感史以及被公众调侃消费的部分全部删掉。很抱歉，我做不到。老汪，我觉得你是个很清醒的人，你应该明白，“汪峰”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歌手，而变成了一个符号，你不光为公众提供动听的音乐，某种程度上还是公众的泄压阀。不管你是否愿意，你都得承担这个角色。没有办法，这是艺人的命。你用你的名声兑现了利益，那你就得承担与利益同等甚至比那还沉重的压力。就像你唱过的那首《硬币》，“你有没有抛过一枚硬币选择正反面。”艺人就是那枚硬币，正反面，你都得担着。所以，我作为报道者，我必须把你身上被赋予的所有符号意义阐释出来，不然，那将是我的失职。读者会骂我。我为读者服务，并不为你服务，请你明白。

第三，你在电话里问我，“大标题到底是否需要与艺人一起商量后决定？”你有这样的疑惑，我很惊讶。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不需要。我们有权自己决定大标题。你听到这个，可能会震惊，因为估计你之前接触过的一些媒体，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制定大标题，甚至修改内容。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之前的那些做法是错的。我需要对我文章里的内容负责，你对你受访时的言论负责。如果我的标题诽谤了你的声誉，你有权诉诸法律，如果没有，只是不符合你的想法，那么抱歉，只能如此。

第四，你本人和你团队的成员都问我，在采访之前为什么没有签订一份合同，要求文字和图片都必须得到你们的确认才可以发稿，有一种追悔莫及的意思。好，最严重的问题来了。我是不会和你们签订什么协议或者合同的。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要求，两年前，一个由著名演员转型的女导演也提过，当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外包的公关公司提出的。我拒了，最终也照常采访了。从那时候起，这种带有要挟性质的“合约”就开始在艺人和媒体之间悄悄蔓延。我知道，某些著名的媒体都曾与你签过合约，但是我们不会，大不了不就是不采访你么。又能怎样呢？而你到现在仍然坚定地认为与媒体签订一份协议是无比正确甚至天经地义的事情，可以拿出来质询。老汪，还是那句话，你对你的言论负责，我对我的写作负责。我没有义务受制于你，必须经你认可后才能发稿。我理解，你们毕竟是艺人，形象构建是基本工作，如果我做了艺人，可能比你还事儿。但，理解你，不代表服从你。老汪，不要企图控制媒体，你控制不住的。如果你真的用一份份协议把所有媒体都变成了你的“ ”，那么你接受采访的这个行为就失效了。我可不可以认为，从此以后，所有有关你的长篇报道都是你的企宣稿的变奏形式？那么，还会有人去读有关你的报道吗？那也不是你想看到的局面，对吗？再说，我们姑且不论那种协议与合同是否有法律效力，我们就只说你如果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你也要和《时代》周刊签份协议吗？

第五，你说，我在文章里把你写得很虚伪。老汪，实话讲，我个人从未觉得你虚伪，因为我根本不能算是真的认识你。我只能从你的音乐，对你的观察，案头工作，以及那半天的采访当中去判断你。人是最深不可测的动物。我从不觉得人物报道可以穷尽一个人的真相，而且，最令人无助的是，人，有真相吗？所以，我呈现的一些句子，比如，“汪峰乐于在歌中唱着飞翔、翅膀和远方，但2011年之后，却总是陷落于前妻、劈腿和子女赡养之类的俗常陷阱”，这些都是公众对你普遍的看法，当我描述你时，你形象中的这个侧面就必须被提及，不能假装它不存在。从我个人来讲，你的恋爱状况、婚姻经历、子女赡养以及上头条的调侃等等八卦，我根本不感兴趣。我也从未像有些人那样把你的感情经历看做污垢和放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感情，我最反感用道德化的方式去粗暴地评判一个人的情感经历。情感是最微妙和无法言明的东西，几乎只存在于两个人之间，任何外界的窥探都是失真的。所以，我不可能在文章中对你有“虚伪”这样的道德指摘。但在你身上发生过的那些事实，我必须叙述。我只叙述事情本身，有人认为是为你洗白，有人认为是给你抹黑，一万个人心里有一万个汪峰，我无法约束。

好了，老汪，我说的这些不知道是否能解开你的疑惑。长久以来，中国媒体与艺人的关系无比纠结，似乎从来未曾平等对话。永远有一方巴结另一方。这很像这个社会的镜像，永远有一方可以颐指气使，另一方需要唯唯诺诺。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是想在可能的情况下，大致平等的进行对话。采访对象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报道者对自己的文章负责。媒体有自己的角度、报道方式和编辑权，采访对象也同样不需要忍受媒体的暴力与诋毁。艺人和媒体，是受访对象和报道者的关系，不是甲方与乙方的关系，不要因为你是大牌艺人就把接受采访当做一种施舍，也不要因为你还籍籍无名，就对媒体近乎谄媚。

老汪，你也知道，就如同当年你在中国做摇滚乐，感到无比艰难一样，在中国做媒体更加艰难。我们不得不在很多事和人面前迂回忍让，但我们仍然努力保持起码的尊严，这很难，但如果放弃，就会更加不堪。你团队的成员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没经过你们的同意就发稿，难道之前有过私人恩怨？我们怎么会有私人恩怨呢？我只是做了一个媒体人的本职工作而已。我再说一遍，之前，那些无条件同意你修改稿件的媒体，他们的做法是错的。但你认为那样才是正常的。这很像你多年前，和国内的某些公司签约，你的生活很贫寒，圈内普遍认为那就是正常的，但你觉得那需要被改变。所以说，并不是现在圈子内的所有潜规则就都是需要服从的。

你在电话里对我说，“我比你大几岁，希望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在你今后的生活中哪怕有一点点帮助就好。”谢谢你，老汪，真的。那我也对你说，“我比你小几岁，我希望我今天说的话，能在你今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能对你搞清和媒体的关系有哪怕一点点帮助就好。”

老汪，在采访各种艺人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碰到各种奇葩要求，我基本习以为常。你们总愿意穷尽各种关系，想要按照你们的意愿修改稿件，我理解，那是你们公关团队的工作，但保证我们的编辑权也是我的工作。出于尊重，以后采访艺人，如果需要，我可以给对方看看稿件，但这不是必须的程序，也绝不意味着我会按照艺人的意愿做出修改，我需要修改的部分是错误与硬伤，其他内容，我有权按照我的意志叙述。而且，请你记住，在发稿前，我不给你看稿件，那也是我的本分，没有任何错误。这是一个自媒体泛滥的时代，你大可以随便运营一个公号每天塑造自己想要塑造的形象，但如果你要接受公共媒体的采访，你就要想好结果。人们之所以还需要看看我们的报道，无非是因为觉得还能相对客观与中立。如果，我也依附于采访对象，我们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这是媒体的底线和尊严。老汪，请你知悉。

老汪，说句实话，我觉得你偶像包袱太重，太看重外界对你的指摘或者赞颂。你是个当红艺人，艺人的命就是一日被八，终身被八，看淡一些吧，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八卦针对的都不是你这个活生生的人，针对的是一个名为“汪峰”的符号而已。别太在意那些东西，也别想着控制媒体，还有，别整肃你的团队。他们很辛苦，更何况，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无法修改我的报道，不是他们的错误。他们不该为根本无法做到的事付出代价。

我写这些就是为了解答你和你团队的疑惑。我个人对你很尊重，大多数人看到的汪峰都只是打牌、逛街和绯闻，而我知道，你创作和排练时职业化的态度。在饭桌上，总有人问我关于你的八卦。我每次都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老汪是个非常职业化的歌手，从这一点上，他值的尊重。”相比而言，那些在文章中赞颂你的人，在私下如何诋毁你，我是见过的。

或许，你会越来越红，或许也会陷入更多的纷乱。有一天，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事，真的需要和媒体认真聊一聊，到那时候你会发现，你所认识的很多媒体都和你签订过所谓的协议与合同，你就会担心，他们能为被你左右，就同样可以被你的对手和外部力量左右。那时候，我希望你能想起我。一个为了不删改稿子，和你还有你的团队争吵过一周的人。那时，你就会明白，谁值得相信，如果有那一天，我仍然愿意和你聊聊。

真心祝愿你的巡演顺利，祝愿你的生活快乐、自由。

杨时旸

最后，来看看这篇备受争议的报道。

《汪峰的成功学》

作者：杨时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与疯狂。”《花火》——题记

北京郊区一个安静的艺术区中，汪峰的紫色劳斯莱斯就停在门口，挨着一辆黑色的宾利。如今，汪峰是中国最富有的摇滚歌。这一天，是他和乐队排练的日子。差不多两周后，汪峰在2015年的大规模巡演即将开启首站。

排练厅在二层，干净的木地板，接近五米的挑高，采光充足。乐手和其他所有工作人员都已经就位。汪峰走进来，戴着一顶棒球帽，在黑色长袖打底衫外面随便套了一件白色短袖T恤。

大多数明星荧幕上下的反差很大，汪峰和电视上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平时，手腕上也缠着粗大的金属手链，喜欢穿着靴子和牛仔裤，只是肚子已经有些微微隆起。他已经44岁。汪峰坐上一个高脚凳，面向乐队所有成员，用带着浓重鼻音的嗓音轻声说道，“我们开始吧。”

红人

“对着镜中的我仔细端详，这是个怎样陌生的人啊。”——《一瞬间》

“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所以，我站在这里。”在排练厅里，汪峰轻缓地唱道。他没有太耗费嗓子，有时，歌声会被伴奏压下去。一首歌结束后，他会用目光掠过所有乐手，看看他们的状态，然后向鼓手提了一些要求，对方点点头，又把一个段落重新演奏了一遍。这首《我如此爱你》曾给汪峰带来巨大的争议。2013年11月9日，他在上海八万人体育馆的演唱会上，在这首歌的暖场下，向台下的章子怡进行了八分钟的表白。“想对你说：我想象有一天，这个社会不会把你我曾经生活的迷惘和坎坷看作是放荡和污垢。”但这首歌是他曾写给前女友葛荟婕的。在那之后，汪峰陷入了一个更加巨大的舆论漩涡。

前些天，汪峰的母亲有些伤心，哭着对他说，“如果我快要死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一个媒体，把所有我知道的关于你的事情和我眼里的真实的你，让他们写出来。”听完，汪峰就开始劝她，“妈啊，您说了半天，人家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了。因为你是我妈，所以你说的这些一钱不值。”

对于如今这个经常陷入绯闻的儿子，老人显然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焦虑的情绪之中。汪峰点了根烟，一脸无奈地回忆起与母亲聊天的情景。此时，距离他那场求婚所带来的风暴过去没有多久。

现在，被绯闻和八卦历练过的汪峰已经能驾轻就熟地应对一切扑向他的调侃。“你一定要把所有复杂的事情做到简单，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就要想，什么是最糟糕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最糟糕的，就是当我向她求婚的时候，她说不。除此之外，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是最糟糕的？没有。”汪峰开心地大笑起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糟糕的就是，完了，设计半天，人家给拒绝了，那才是最傻的。”

在那之前，汪峰已经被无数次问及求婚的事。

2014年5月22日，汪峰“峰暴来临”超级巡回演唱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会。有记者问汪峰，当天是否有求婚打算？汪峰说：“我有没有打算，不能在这里直接就给你说了呀。对我来说，这是很神圣的时刻，肯定是比这样跟你们宣布更盛大。”神圣与盛大，这种具有仪式感的形容词是汪峰所热爱的，无论在歌词中还是现实聊天中。2015年2月7日，章子怡的生日当天，汪峰站在一面鲜花墙前，用无人机空降了一个英国小众品牌的名贵钻戒。这场面确实足够盛大。无论是他说出的“等你老了，我还能照顾你”，还是章子怡眼含热泪喊出的“我愿意，”都再一次被纳入了对汪峰的调侃与消费之中。人们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传播着阴谋论一样的论调，“今天终于没人跟汪峰抢头条了。”

对于汪峰来说，求婚是对这段感情的一次交代，对于汪峰的团队来说，求婚是一次灾难性的公关事件。不过，他没提前与团队成员商量对策。“没有人知道。除了我的经纪人，因为他必须要帮我拿着东西，除此之外，他们都不知道。”汪峰指了指房间外的一众助手，“这事全都知道了那还是求婚么？说句实话，过了那三天，谁还理你啊，又是另外一个人的事了。”

过了那三天，还真有人理他。2015年2月10日上午，微博上同时有多个八卦爆料ID发文称，2月7日汪峰求婚成功后，章汪两家人之间发生了一场骂战，进而还动起手来。一条以章子怡的哥哥章子男的名义流传出的微信朋友圈指称，章家对汪峰完全不认可。2015年2月10日15:37，章子怡在微博写道：“你究竟还要黑我到什么时候！得到的还不够多吗？！你伤害的何止是我一个人！” 40分钟之后，汪峰工作室转发这条微博并说：世间万千传闻不敌一句“我愿意”。很快，章家父母的一封亲笔信被发表出来，对于汪峰成为章家准女婿表示首肯。

这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混乱。这一切都在表明，汪峰实实在在地红了。娱乐圈的残酷在于，你是否深陷绯闻和八卦，是否能被公众戏谑与消费，都有高企的门槛和严苛的准入资格，艺人们纷纷经过不懈的努力把自己送入一个个舆论的靶环。汪峰得以进入这个靶环，大致是从2011年他与女友葛荟婕在微博高调呛声开始的。

2011年1月17日，汪峰发表微博回应前女友葛荟婕提出他带着他们的女儿做“亲子鉴定”的质疑。汪峰解释称亲子鉴定是法律要求，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在那之前，汪峰几乎是与八卦和绯闻绝缘的。他被定义为一个人文歌手，私生活被巧妙地屏蔽于媒体的逼视之外。似乎，人们只需要他的音乐律动和他痛彻心扉的拷问式歌词就够了。长久以来，八卦版面放过了汪峰，人们只消费着汪峰的精神，而这一次前女友和女儿生母的亮相，让人们发现了汪峰的肉身。在这之后，汪峰的现实形象被诡异地悬挂在精神拷问者和滥欲的贪欢者之间。

就在他陷入这些绯闻的同一年，汪峰出版了专辑《生无所求》。在这张唱片中，有一首被广为传唱《一瞬间》，不经意间袒露出汪峰对自己的剖白，“对着镜中的我仔细端详，这是个怎样陌生的人啊，那醉生梦死的皮囊后面，竟是这满目疮痍的悲凉。”

当然，在检讨着自己“醉生梦死”的同时，汪峰没有忘记自己“反思者”的角色。他用那首《存在》进行了一场巧妙的形而上的思考。总体上讲，这种无伤大雅又不会真的形成逼问的思考是他的主流乐迷——中国伪中产阶层茶余饭后的点缀，他们乐于用这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深刻。这些缺少最基本的精神世界的男人们，热爱表浅的苦难诉说以衬托当下徒有其表的物质成功。汪峰的这首《存在》恰巧切中了他们的这种需求。从这张唱片开始，接续着那首曾经著名的《春天里》，汪峰把自己的“追问范式”变得驾轻就熟。汪峰已经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形象：熟男、阅历、经济上的成功以及精神上仍保有的反思性。很多与他年龄相仿的男性都开始被这个形象所打动，更何况他的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可听性和画面感。

汪峰乐于在歌中唱着“飞翔、翅膀和远方”，但2011年之后，他总是陷落于前妻、劈腿和子女赡养之类的俗常陷阱。对于“存在”这种终极意义撕心裂肺的追问和前妻对自己的婚姻态度声泪俱下的控诉之间，突然间出现了一条黑色幽默的裂缝。他的一些歌迷也并非毫无迟疑，他们一边被他深沉的歌词打动，一边对他迷乱的私生活感到困惑。这中间的落差似乎把汪峰愈发打扮成了一个虚伪的形象。

“请问这个理论，或是一些人的真理，是从何而来的？就是说一个这样（写出这样的歌）的人，他（私生活）必须只能是这样的。况且那些新闻是不是真的，我们都不去探讨。比如这个人有感情经历，他离过婚，他就一定是哪样哪样的，这太奇怪了。而且往往是，能够让我们记住的那些人，你去看他们整个的一生，大体上都会经历这些的。”汪峰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表达得有些混乱。总体上，他是想说，自己的音乐表达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如同那些纷扰的私生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样。这并不能互相冲抵，以证明他是一个虚伪的人。

“我和汪峰同学经常交流关于各自的情感和私人生活的话题。他就是个普通人，有明显的优点，也有明显的缺点，有血有肉，难道这不好？”汪峰的朋友、昆明电台主持人曾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评价。

2013年9月，汪峰发布了自己离婚的消息，称“开始一个人清澈的生活”。但那一天，几乎就注定了他无法清澈的生活。同一天，在被王菲离婚的消息掩盖了光芒之后，网友踏上了调侃、消费汪峰的漫漫征途。“帮汪峰上头条”，成为了一个长时间内的全民娱乐项目。“这个只是一个事件。我都不知道谁发起的。它已经这样了那又能怎么办呢。”汪峰有些无奈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有人还说，头条说就是我策划的长线运作。我还有这功夫？我要有这智慧，后面的负面都不会有。”

没人知道，汪峰的“头条运动”到底是否有他主动出击的成分。但他从不避讳自己要成功的欲望。只是最初，对于调侃，他也有愤怒和郁闷的时候。“会有很难受的时候。”他点了根烟，慢慢说道。“有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也调侃调侃他，有时候也安慰安慰他。他后来好多了，也自己开玩笑自嘲说要上头条什么的。”与汪峰合作十年的吉他手冯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调侃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从“中国好声音”舞台上询问学员有什么梦想，到汪峰同款眼贴的搞笑事件，任何一条汪峰的新闻后面，他都被打扮成充满心机的角色。某种程度上说，汪峰注定无法躲开这一切，这是成功的代价。

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乐于调侃，讨厌庄重。但汪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已经扮演了某种“人文歌者”的庄重地位，人们接纳了他唱着《春天里》，撕心裂肺地回望自己的沧桑成功路，也接纳了他呼喊着“我用翅膀托起明天的太阳”。之前，歌迷需要他为疲软的自己以及不堪的现实打气，后来，就在他被框定为人文主义代言者的时刻，必定迎来被解构的狂潮。人们热爱看到公众人物戏剧性的另一面。受众乐于听着汪峰唱着“谁知道我们会去向何处”，走下舞台，却投入众多姑娘的怀抱。

就在汪峰在微博宣布结束第二段婚姻之后，当天晚上，一张汪峰与友人打麻将的照片广泛流传，坐在他旁边的女孩外形酷似章子怡。这之前，港媒拍摄到的二人一起观看陈奕迅演唱会，以及章子怡被爆与撒贝宁分手等事，终于被联系到了一起。汪峰与章子怡的恋爱关系正式走入公众视野。

这一年年底，2013年11月，汪峰发表了新唱片《生来彷徨》。相比于《信仰在空中飘扬》和《生无所求》，豆瓣上9分上下的良好口碑，这张新作只被评价为6.7分。作品变得柔软而琐碎，可能是因为财富隔离了他与粗粝生活的接触，也可能是因为爱情。“他的情歌创作是因为这两年的现实生活，的确‘爱情不错’，能写出如此数量众多、流行范围之广的情歌，光靠角度和技巧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心理和情状的‘讲真’和‘写实’。”汪峰的朋友、唐山音乐台主持人董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汪峰在那张唱片的一首歌中唱道，“宝贝，你知道我们这样争吵没有意义，还不如静静地靠在我怀里轻轻睡去，感受风感受存在感受窗外梦的气息，感受这苍茫岁月里两颗孤独的心。”

艺人

“你有没有看见手上那条单纯的命运线，有没有听见自己被抛弃后的呼喊”——《硬币》

汪峰从助手手中拿过一把小提琴。“我自己擦松香。”他念叨着。在排练场，他是绝对核心，他一伸手，周围的人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水杯、吉他、乐谱，助手们像护士给医生递送手术刀般精准地把这些东西递到汪峰手中。他们的表情都小心翼翼。

他拉了几个小节的旋律。“一个月没拉，又他妈废了。”说完，自己大笑起来。他准备在演唱会上秀一段荒废多年的专业。如今，汪峰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巡演曲目，有的是人接盘为他办演出。但以前绝不是这样，他不是那种一出道就一切顺遂的歌手。

2004年出版的唱片《笑着哭》，某种程度上是汪峰不断试错之后的一次偶然的校准。其中，那首日后成为名作的《飞得更高》切准了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气息，昂扬而振奋，用一针针鸡血和鸡汤为自己不明所以地加油。

那首歌的商业成功，与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彼时，中国正准备一路狂奔。2004年，中国铁路的长远规划开始奠定了中国高速铁路的基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的疯狂掘进，和庞大的政府 ，拉动了令世界惊异的GDP数据。汪峰的那首歌，从个人层面上被当做了励志的叫嚷，在国家主义的层面上被镶嵌进了某种意义上的时代颂歌的框架。相比于模式化的主旋律歌颂者，汪峰更加民间，更加市场化，也更加贴近普通人群。一群被时代的冒进鼓动起来的人们，裹挟在崛起的幻梦中，热烈回应着这首歌曲。不久，它被出人意料却也情理之中地被选为“神六”发射直播的主题曲。

有人曾质疑汪峰，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作品如此昂扬，还与“神六”发射这种事件扯上关系，以此批评他对于权力的主动亲昵。“这个担心，有的时候在脑子里闪现一下，但是马上就得到解答的是，我相信明眼人和听我作品的人他会审视你一张张的专辑。《飞得更高》之后，别人会看，如果下一张专辑有八首《飞得更高》这样的歌，那你怎么解释也没用了。但我不是啊。”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飞得更高》爆红之后，汪峰第一次开始迎接真正意义上的、巨大的商业成功。当时，更多的人把他当做了一个励志摇滚歌手，尚且没人有兴趣和闲心去探究他的私生活。那时，他的出场费只有三五万元，“存款也就有个二三十万。”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而《飞得更高》之后，他的出场费变成了十万甚至十五万。“但是你的生活也随之改变了，你要去花很多钱。它不足以让我觉得生活已经很无忧了，没有。”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我写那首歌就是想告诉我自己，我可以飞得更高，就是这个意思。”汪峰的朋友、唐山音乐台主持人董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直让我感觉到的是，汪峰即使现在的唱片，也至少有70%的比例，是他日常的映射、思考、矛盾、焦虑、所行所悟的瞬间记录。”

2005年的《怒放的生命》成为了一次完美的继承。对于这种昂扬风格的继承，汪峰是无意识的。“除非我疯了。因为我很早写歌的时候就明白一个道理，当你抱着一个目的写歌的时候必败。你就算这么想，专门写一首歌，你怎么就能肯定大众喜欢呢，你就那么准么？”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他却终于开发出了自己作品中隐含的商业价值。对于音乐创作者来说，你悲伤而深刻，就只能赢得小圈子内对于音乐和情绪的赞赏，当你昂扬而主动，所吸引的就是更广阔的资本和受众，所以，汪峰似乎决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些。某种程度上讲，这首歌曲和《飞得更高》有情绪上的对仗关系，只是更加自我一些。“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他这样唱道。那一年，中国选秀之风崛起，在一群超女快男之中，戴着眼镜的汪峰成了主流舞台上的摇滚孤儿。

从这两张唱片开始，汪峰似乎已经开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又能被大众接受的典型范式。他也开始渐渐与他日后最重要的一群受众——中国新生的中产阶层——尝试对接。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中国中产阶级是被一种急剧的社会结构变动“催生”出来的一个群体,这种时空条件下产生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具有很强的“突生”性质:他们一方面延续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另一方面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突生出来。

基于中国特殊的转型期而积累起财富的中国中产，其实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群“伪中产”人群。他们缺乏自省和批判能力，对于未来也缺乏安全感，精神中空。一些荡漾在土豪和穷人两极之间的人群开始有了需要回望自己过去的欲望。他们是那种具有倾诉欲，热爱向旁人吐露自己的奋斗史，并自我崇高化的人，显露着一种曾经沧海桑田的悲壮意味。而汪峰的歌词以及磅礴化的编曲，对于他们来说，堪称陷入自我幻想迷梦时完美的背景音乐。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汪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针对每张唱片专辑，要往哪个方向去特别重视，我对专辑的结构性特别看重。我希望每张专辑有那么一两首像《怒放的生命》和《勇敢的心》这样的，我也需要。百分之七十的主体，我需要的是像《美丽世界的孤儿》，就是更摇滚，然后有那么一首或者两首，直接是写爱情的。”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自我分析。这是他后期得以成功的秘诀之一。他不只是个歌手，还是个导演，他极其清醒地懂得为自己的音乐布局谋篇。

路人

“我再也不想麻木，再也不想任人摆布。”——《小鸟》

汪峰唱完一首歌，把手里夹着的烟掐灭。指着一个角落，问电鼓鼓手，“你叫什么名字？你是70岁吗？我不知道你坐在那是在干吗。你能坐在那里，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你那么年轻，我要看见你从视觉上给人呈现出来的活力，就算旁边放着的是块铁板儿，你也要拼尽全力去打。”汪峰说这话时，声音不大，但显然有些生气。其他人没有出声。那个小伙子，低头在小本子上记下了什么东西，使劲点头。

对于所有乐手的技术和表现，汪峰有着严苛的要求。他知道这个圈子里有些人的技术和意识不过关，有些人会偷懒。他经历过这个领域最坏的时代，就如同他现在正在享受音乐给自己带来的最丰裕的物质生活。汪峰在创作上的勤奋和职业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普通人只在新闻里看到汪峰逛街、谈恋爱和打牌，但他们很少知道，汪峰在几乎所有旅途中都带着吉他，很多歌都是在各地的酒店里写出来的。职业化的做法让他积累了庞大的作品数量，这是日后他取得商业成功的基础。“首先他对时间的‘精控’是一种非凡的管理自己的能力，绝不消耗时间精力在无谓的人和事上，‘勤苦’这一点，我想他在中国流行乐坛也无人能敌，你能想象他在专辑创作期，早上九点就开始抱着iPad写歌词，一写就是五六个小时吗？”董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在签约华纳公司之前，汪峰的生活一点都不好。多年后，他在那首名作《春天里》中唱道，“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这是他绝对真实的写照。“3000块钱的房子，我得借钱去交房租。”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当时，他已经有了歌迷，那首《晚安北京》和《小鸟》被广为传唱，但就是赚不到钱。从小就开始学习小提琴的汪峰，毕业后进入了中央芭蕾舞团，年纪轻轻被领导看重。但一个沉迷于罗大佑和鲍勃·迪伦的年轻人，不甘于在一个事业单位里给《红色娘子军》伴奏。他看着比他大十岁的乐手们，排练之余就是打打麻将，去食堂打饭，吃完回家。他感到恐惧和厌恶。写了首歌叫《李建国》。“他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他有一个美满的好生活，他爱穿时髦的便宜货，喜欢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他在歌中写道。如果不辞职，如今的汪峰也就是个“李建国”，一个挺着啤酒肚，戴着高度远视镜的中年男人，章子怡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于是，像他的前辈崔健一样，他离开了乐团。其实就是下海。也算当年的时髦行为。彼时，汪峰还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主唱，出版了两张唱片，主打歌被广为传唱，但每张唱片给他们带来的实际收益是每个人分到三千多块钱。“这一定是不对的，这个音乐体制一定有问题。”多年后汪峰说。汪峰成立乐队的时候，唐朝乐队和黑豹乐队的热潮刚刚兴起，中国摇滚乐突然火爆。但很快，摇滚乐的霜冻期就到来了。一些小乐队纷纷转入地下，曾经的摇滚明星被扔在半空。热爱blues并且是音乐科班出身的汪峰，显然看不上粗糙的地下乐队风格，又认定自己可以超越前辈的影响。相比于缺少音乐知识储备的中国摇滚音乐人，汪峰不但明确地知道音乐可听性的重要性，而且从最初就不回避地想要得到商业上的成功。

“你对待金钱和财富有你的态度，并且心里面是有追求的，财富就完全不会有害，只会更好。”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只是希望自己不要过于狼狈。过于狼狈和过于困苦，除了对心灵是一种锤炼之外，实际很多时候是对你做的事情是有伤害的。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对于内心的摧残是大过磨练的，因为我会发现，在那个阶段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写一些歌的时候，都开始抱怨。”

那时候，汪峰的演出也不多，每天就是写歌和排练，不像多年之后，他每天都要处理繁杂的经纪事务，飞往世界各地。所以，当时他有大量时间用来思考自己为什么过得那么差。他觉得自己“上错了一趟车”。这并不是指他所做的音乐，而是中国奇怪的音乐市场体制。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科班的学生来说，他没有像野路子的摇滚乐手那样陷入自暴自弃或者羡慕嫉妒的漩涡中。汪峰一直在寻求逆袭的可能。音乐上的可听性与多样性，歌词上与中国时代思潮必须紧密相关，这两点是汪峰始终未曾放弃的东西，也最终成就了他的商业价值。

直到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许晓峰给汪峰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个餐吧见面聊了四十分钟。许晓峰递给汪峰一份几厘米厚的全英文合同。某种程度上说，这40分钟改变了汪峰的一生，经过两个月的挣扎和考虑，他放弃了合作多年的乐队伙伴，独自一人加盟华纳唱片。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背信弃义的骂名是他必须背负的“原罪”之一。在那两个月的挣扎中，对成功无比渴望的汪峰就把这一切彻底想清楚了。

进入华纳唱片公司之后的首张唱片《花火》，是汪峰以个人名义推出的第一张作品。他采用了一个有些台湾化的专辑名称和明显亮丽起来的封面设计。“我觉得这张就行。这些歌一定行，像《花火》《美丽世界的孤儿》《青春》，我觉得这些歌没有不行的道理，我也必须得跟自己这么说。我就算给自己加油，我也得说行。”汪峰这样回忆当年自己对于成功的迫切。

从那开始，汪峰正式把自己看作一个“艺人”。在那之前，虽然也有通告和演出，但他更像个音乐人，某种程度上说，离娱乐圈还很远。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必须要这样的看待自己，才是尊重自己的事业和身边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老板、同事。我有独立的人格，我有个性。可是难道你把自己当作一个标准的艺人，这些就没了么？凡是有这种概念的都是脆弱的。”多年后，汪峰这样回忆。从那开始，汪峰就已经洞悉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和位置，开始在奔向成功的路上加速。他延续了以往作品动听性的同时，也懂得妥协。比如，最初，他要求演出时一定要带着乐队，“后来我发现，如果坚持这一条的话，将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演出机会没有了。”他说。于是，他开始自己独立登台。“我希望我能够在职业歌手、艺人里，越做越好。我需要有经济来源，我需要有钱。所以我一点都不避讳所有这方面的想法。”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那之后的故事，全民皆知。汪峰开始顺风顺水，身价暴涨，知名度激增，他拥有了大量的演出邀约，获得了商业代言广告，成为选秀节目的导师，也开始被全民调侃，在前妻和前女友的口诛笔伐声中，最终向章子怡求婚成功。

汪峰获得了一个艺人意义上的成功，也承受着这一切所附加的代价。如今，他自己成立了工作室，每年要进行数十场巡演，这还不算商演的场次，每年在飞机上度过的时间和在地面上的差不多一样。他说，焦虑和惶恐，他总会有。但也从不讳言对生活的满意。只是，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或者如同他在歌中写的那样，在街头伫立一会。他说，有时他和章子怡去看电影，要等灯黑了之后，戴着口罩小心翼翼地进去。他再也没有办法在路边抽一根烟，看看人来人往。他只能透过那辆紫色劳斯莱斯的车窗，望一望自己歌唱过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