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是集权思维的增殖

2014年，凡是和 和电商扯上关系的场子，都快被人踩塌了，但就是对于这样的繁荣景象，阿里巴巴还是称中国的数据革命，还未完全展现。浩瀚累计起来的数据库，会逐渐读懂人类的行为和思维范式，某一天，我们从喝水到上厕所，都会被智能掌握。人类的内心是何等自私，除了适时分享好心情，那颗保护隐私的小情怀，终会迫使我们改变寻常的习惯，要么我们在绝处找到出路，要么我们都一狠心，加强自己在焦虑时代的神经质人格。完全跳脱智能化已经不太可能，于是我们只能强迫自己疯掉，以逃避各类隐形的监控，且病情要严重到行为规律难以被数据操控为止。

我来做一个感性预言：用不了20年，中国社会的失范将会呈现小高潮。伴随创业繁荣和财富分配的阶级分裂，中国社会对改革的依赖将达到巅峰，然而值得担忧的地方，就在改革不彻底之处。届时整个社会的疲懒之态，会不会拖垮中国文明的人文价值体系，那还不得而知。

现今，位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图书城已渐渐门可罗雀，中关村创业大街已经取代传统的图书城和电脑城，变成了城市新名片。那座曾经装着“中国合伙人”的新东方大楼，也有些黯然失色了，但它依然勉强算是这个时代创业创新的缩影。我想起位于美国费城市中心胡桃街上的Barnes & Noble大书店, 二楼的星巴克从周一到周日都是座无虚席，我偶尔去那里坐一坐，翻翻最新出版的图书。然而书店对于思想的展示作用，也正在被信息的扁平化消耗。雄心勃勃的Amazon和Samsung争着为阅读器，亮起一盏背光灯，以好好彰显企业文化的人文关怀。我们该如何正确面对用户体验背后的功利驱动呢？企业利用人类对人类的了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听起来可爱又可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鼓励大众创业，鼓励天使 就意味着现在是创业者最好的时代，也是天使投资最好的黄金时代。”中国青年天使会会长、乐搏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宁在十月于举行的中国青年天使会黄浦江论坛会议间隙肯定地表示，“现在是天使投资的牛市，一定要出手狠且猛，我的建议是现在要赶紧投，应该‘满仓’。”

无论是政策支持下的行为，还是依存于社会群体意愿的体现，创业都是个人和团队资源的集中爆发，归根到底，它不是民主制衡式的，而是集权式的。这个讨论的立足，并不在于区分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差异，而是基于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状态的考量。对创业跃跃欲试的心理状态，无非是源于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和对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财富积累与经济发展的愤懑和宣泄。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其核心是新和旧的问题。“创业者应该思考所从事的行业， 评论如斯。

然而，这个分析，并不能从根源上解释中国创业史的推进和爆发。与其说，是企业开始特别关注消费者本身，从而使资本逐渐从基建和制造业领域转向了服务，倒不如说是中国的阶层流动体系已经严重失灵，教育结构导致社会丧失了促进精英纵向流动的功能，人民只能通过主观能动地收集资源以获得机会。而大学不断扩招，即当代经济学家做出的对国家治理的主要指导之一，其弊病也会在将来不断显现出来。 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倒差压抑了精英社会的繁衍，创业看似是草根跨越社会阶级争取向上流动的革命，究其本质，还是出于其对精英统治的向往。创业思维，某种程度上，带有鲜明的人类所固有的封建性和劣根性。

民主是制衡还是失衡

草根创业过程，是资源积累的过程，也是基于小范围和小团体的维度，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在中国版序中写到：“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私人资本比重跃升，而且，虽说国民资本中的公共资本在教育、健康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在产业和 领域，公共资本的情况就不那么清晰了。”

公共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权力的民主共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所谓公产管理者挪用和非法占用。在中国，公共资本转为私人资本的进程已经开始，合理的理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有时却让个别人借此暴富，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寡头。

—— 《21世纪资本论》

窃以为创业风暴是在这样的转型阶段涌出的形势，它必然带有一些利益点博弈的特征，即不因目的而斗争，不以求善而批判。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这种价值的复兴透露出了中国社会从过分重视发展到真正兼顾公平的转变。中国为解决社会公平，尤其是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有明确的优势和弱势。优势在于税务和财富分配上，中国可以利用政府强有力的统一领导避免涉及政治民主的低效和政策短命的束缚；弱点则在于经济阶层似乎并不能从中获得什么确切的好处，所以积极性不会太高。让掌权者放弃特权，和从叫花子手里抢走鸡腿可不一样。贪婪者往往比穷凶极恶的人，更害怕直面失去，大概是由于“完美”的缺口比空空如也看上去，更容易触动人类天性里悲天悯人的神经。

我来举一个众筹的例子，这个例子可以解释本文的第一个论点，当然它也与民主有关。2011年，由豆瓣的用户自主发起的草根众筹项目“很多人的咖啡”，试图在企业管理和资本投入上践行“民主是个好东西”。起初，这个营业面积200多平方米、叫“很多人的咖啡馆”的店，很快招来了股东79名，他们都是豆瓣网友。这些人里面有公司职员、公司老板、公务员，也有摄影发烧友和古玩生意经营者等等。自愿加入的股东，每人入股股金在2000～20000元不等。报道称他们经过三番五次的选址，咖啡馆最终开在北京芍药居北里，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相隔不远的一处半地下室。但如今，这家店的旧址已然关门大吉，但“很多人的咖啡“式的民主创业热潮还没有停止，目前在青岛、成都、南京等地，都有以此为名的小型创业实体。然而，民主式的商业模式，会不会只是一场小打小闹的 和服务本身。由于股权平均，大多数的股东对于后期的经营管理都呈现无所谓和冷漠态度。根据《常州日报》的数据显示，某家此类型咖啡店，一年下来亏损25万，靠着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力量开起来，终于也倒在很多人上。

以追求情怀为目标的民主组织形式，终究要倒塌。因为传统定义下的理性会驱使人们立场的选择，这样无用功就可以少做或彻底不做。索要民主的人，往往都具有对权力亲和的潜质。这是必然，争取民主的人，少有在得到以后真正放弃权力享受太平的，我也在其他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权力是一种快感，平衡权力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普遍的政治冷漠，包括参与者对企业内部管理的科层制产生冷漠。然而平衡确实是最好的状态，只是将一物称重的时候，往往要经历调整砝码的状态，也就是砝码或稍重或少轻于被称物的状态。称重的人，若是缺乏对现实的容忍，也就无法正确面对现实，逐渐也就会远离离平衡最近的机会。

跨界还是跨阶

经济学家滕泰在2014年12月17日，在新华网·思客主办的“新华网思客会·新经济跨界谈”的论坛中说： “传统产业除了关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硬件上附着更多满足人们需求的软的东西，这样才能重新焕发生命”；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则认为“跨界意味着进步和创新，但跨界也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从战略层面来说，“跨界”是时代大趋势，除了行业、国界和区域的跨越之外，还要考虑人才和创新思维的跨越。但人才的跨界对中国现有社会制度提出了太高的要求，所以我们目前，暂且还流于天马行空的思维跨界之表。

在笔者看来，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成熟的跨界。边界概念的宏大，是超越心理边缘防御的结构性问题。除了互联网金融正在进行的尝试以外，更多互联网对其他产业的影响，依然是一种以财富累积为基础的结合式合作，而非融合性合作。虽然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利用管理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的差额，获得了套利机会，已经成为倒逼金融改革的工具，但社会群体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实质缺乏正确的认知，这将影响服务终端对其服务质量的客观评判。互联网如果真正将颠覆传统，那必然不会是完全好的东西，也不会是完全坏的东西，反倒是和新文化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正的跨界，是建立在分享和共享上的思维转变，而并不是单一的行业创新和技术变革。为用户提供普惠服务，在以往的政策施行和决策贯彻中，并没有很好地表达，而在互联网时代，公共空间的形成则更为可能。

作为目前最火热的跨界主体，互联网承担了超越聚合产业的重任，由于其生产力巨大，劳动分工明确，吸引了众多资本和人才的流入，逐渐将形成独特的社会阶层。这依然像是资本集权和专制民主的前夜，每个人和每个行业的话语，都企图和互联网达成共识，并借由各种形式的标准进行行业排位。跨越界限还是跨越阶级？这个定义要扪心自问，不然跨来跨去，反而像是纷纷妄图捞点富一代资产阶级的好处，好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分一杯红利罢了。

中国社会由于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宗教支撑，工具理性的弊端一直并未被隐藏，而如今在经济放缓之中，我们更应当抓紧机会进行批判和反省。功利并不该被忌讳，目的也不当被刻意回避，只是功利和目的，本不是最高目的，不反对人的当下需求，也兼顾人的长远需要，超越个体而谋求整体的和谐和共赢，才是头等的要紧事。经济发展基于人本的反思，以及商品之于“服务消费者”的立足，是商品社会从满足享乐需求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倒退，过去吃喝拉撒是基本需要，如今没有WiFi也寸步难行。 人类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越以往，商品满足人基本需求的使用价值——这一基本属性，又重新成为社会个体赶超和竞争的根本，但这个倒退并非是坏事，而是工具理性进阶到价值理性的适度回潮，它或许也能在不断的自我修订中证伪：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一个充满机遇的利好时代，最需要的就是口不择言的勇士，和好泼冷水的悲观主义者。否则，社会如何能在人文贬值的悲歌和资本堆叠的欢愉之中，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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